苏轼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词人之一配资专业炒股配资门户，不仅在当代备受推崇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把他当作文坛的顶尖巨匠敬仰。无论是诗词歌赋，还是散文文章，苏轼都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，声名远播。
然而，尽管苏轼才华横溢，官场道路却异常坎坷。他的人生几乎总是在被贬或准备被贬的状态中度过，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磨难。这样的仕途起伏，令他的官员生涯充满了悲凉与无奈。
不过，苏轼天性乐观，面对接连的贬谪，他并没有被打倒。相反，他始终与百姓保持亲近，乐于助人，并广泛结交朋友，期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、充满禅意和趣味的故事。
在被贬至黄州的期间，苏轼结识了一位名叫佛印的高僧。他们不仅成为了知己好友，还流传下许多寓意深远、富有哲理的交谈故事，为后世所津津乐道。
展开剩余85%苏轼一生起伏不定，而其中最大的挫折，当属“乌台诗案”。即便像他这样乐观的性格，也难免在遭受如此重创时心灰意冷，陷入失落。
宋神宗登基后，王安石推行变法，然而苏轼对变法中的诸多措施持反对态度，并向宋神宗提出质疑和建议。可惜，他的劝谏不仅未能阻止变法，反而引来了新党人的忌恨。王安石等人利用这个机会，将苏轼打入政治对立的漩涡，最终将他贬谪到地方。
苏轼离开京城后，足足十多年没有回去。这期间，他先后在杭州担任通判，密州当知州时写下名句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还在徐州成功治理过水患。无论身处何地，苏轼从不抱怨命运，而是积极面对，努力在任内为百姓谋福利。
时间飞逝，十三年后，也就是公元1079年，苏轼在湖州担任知州时，照常向皇帝递交奏疏报告工作并问安。然而正是这份奏疏，被那些一直不喜欢他的权贵抓住了把柄。
作为文人，苏轼自有傲骨，经历多年被贬后心中难免积累怨气。他在奏疏中坦言自己年老体衰，感叹跟不上时代的脚步，这些自嘲的言辞被新党人断章取义，污蔑他暗讽朝廷、不敬皇帝，甚至怀有叛逆之心。
不仅如此，新党人还挖出苏轼过去的诗文中所谓“包藏祸心”的句子，配合这一指控，朝廷顿时充斥着对他的谴责声浪。苏轼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一头雾水，直到被捕入狱后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心灰意冷，郁郁寡欢。
“乌台诗案”险些断送了苏轼的性命，但幸运的是，多位有识之士为他辩护，甚至曾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也出面请求宽恕，加上宋太祖制定的不得杀官员的规定，苏轼最终幸免于难。不过，此后他的仕途注定与中央权力无缘。
案发后，苏轼被贬至黄州，任团练使一职，虽无实权，但此时的他已对官场失望透顶，开始借游历山水来寄托情怀，抒发心境。
正是在黄州期间，苏轼结识了佛印高僧。佛印当时在金山寺任职，地位显赫，甚至得到宋神宗御赐法号，可见其身份非同凡响。
一天，苏轼登上黄州一座山顶，俯瞰山腰间缭绕的烟云，宁静而悠远，充满禅意雅致。感叹此景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释放心头浊气。
恰逢佛印法师归来，路经此地欲返寺。苏轼正沉浸在禅意美景中，转身看到一位气质超然的僧人从身后缓缓走过，心生好感，便跟随其后。
佛印虽为僧人，却性格随和，乐于亲近百姓，这一点与苏轼不谋而合。察觉苏轼尾随，他转身友好回应，二人由此攀谈，发现志趣相投，遂约定日后再会。
佛印与苏轼都极为随性，享受与知己畅谈佛法的乐趣，友谊迅速升温，转眼已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。
苏轼喜欢调侃熟人，宋神宗宠信王安石时，他曾戏称王安石是“野狐精”，而对固执的司马光则戏称“司马牛”。对佛印这位好友，苏轼更是毫无保留地开玩笑。
某日，苏轼前往佛堂找佛印探讨佛法，找了几次未见人影，便大声喊道：“秃驴何在啊？”
佛印在室内听到这调侃毫不生气，反而笑着回应：“东坡吃草！”巧妙利用苏轼“东坡居士”的雅号反击，令苏轼忍俊不禁。
随后苏轼找到佛印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明白刚才只是朋友间的打趣，随即继续畅聊。
苏轼与佛印的交往远不止于此。佛印虽然是和尚，却不拘小节，按理僧人应戒肉戒酒，但他却是出了名的“酒肉和尚”，难舍酒肉之乐。
一次，佛印刚在寺中烤了一条香喷喷的烤鱼，正准备大快朵颐，忽听门外传来苏轼的声音，急忙将烤鱼藏入大瓮中，但香味仍未能掩盖。
苏轼进门闻到香味，心知肚明，却未直说，只是摇扇笑问：“大师，请问‘向阳门第春常在’后面应接什么？”
佛印脱口而出：“自然是‘积善人家庆有余’！”
苏轼见状大笑开怀，说：“既然有‘余’，便拿出来分享吧！”
佛印这才识破苏轼的戏谑，无奈笑着拿出烤鱼，两人共享美味。
还有一次，两人泛舟湖上，苏轼见岸边有只狗啃骨头，灵机一动指着狗说：“狗啃河上骨。”暗指“河上”与“和尚”谐音，调侃佛印。
佛印见状，机智回应，将苏轼刚写的诗稿扔入湖中，戏言：“水流东坡诗！”以“诗”谐音“尸”回敬苏轼，令其哑口无言。
虽然常互相调侃，苏轼与佛印的友情却异常深厚。尽管他们相处时间或许不长，却彼此铭记。
生命终结时，两人都对对方充满怀念。佛印圆寂时，苏轼悲痛撰写悼文，而当苏轼历经坎坷生命走到尽头，也在经文祝祷中忆起曾在自己病重时探望过的好友佛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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